镇雄县隶属昭通，地处云南东北角，是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地。这里山多地狭，交通闭塞，却是云南省第一人口大县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镇雄是中国目前剩余贫困人口最多的深度贫困县。

镇雄县的母享镇是他们共同的故乡，也是美团骑手来源地中典型的“骑手镇”之一。李松相识的人中，至少有十几位在昆明送外卖。他们有着共同的乡音、饮食口味和习俗，甚至有着血缘关系。他们中大多数人由同乡带入行，成为美团骑手。

他们承担着改写家庭命运的期望，在城市的缝隙中，坚韧扎根、生长。这是一群95后青年的脱贫故事，也是乡土中国的当代样本。

01 我带老乡送外卖

许多昆明人的一天，是从一份热腾腾的烧饵块开始。李松也喜欢这种云南本地小吃，煮熟的大米饭压成圆形薄饼，裹上酱料和菜馅，七块钱一份，顶饿又方便，适合他这种一大早就卖力气谋生活的外卖骑手。

他们的班次分三种，早点组从八点开始，中午吃饭休息一个多小时，晚上十一点多下班。中餐组则需要先去站点报到，十点开完早会后，一直跑到深夜。夜宵组四五天轮一次，十一点上班，值班到深夜两点后，到家时至少已过三点了。除了身体负重，外卖骑手有时还需要处理许多糟心“纠纷”，比如商家出餐慢、地址不清晰等导致配送时间超时而收到差评。

李松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，他干了两年多，大部分时间在昆明官渡区玫瑰湾片区奔波。

出生于1996年的李松，是家里的小儿子，上头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。和多数母享镇的年轻人一样，他初中便辍学了，开始外出打工，分担家庭的重担。做骑手前，他干过不少活计，建筑工人、玩具厂的计件工，辗转浙江、福建等地，闯过生活的风雨。

2018年6月，李松第一次来昆明探亲。下了飞机，清爽宜人的风迎面而来。“这与宁波的闷热太不一样了。”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辞去宁波玩具厂月薪8000的工作，留在春城昆明。

转行当骑手前，他在昆明一家餐厅当配菜员，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，生活过得捉襟见肘。在骑手等候取餐的时候，他同他们攀谈，得知骑手的月薪能达到8000甚至10000，这已经超过餐厅主厨的薪水了。李松决定辞职。

带他入行的人，是母享镇的同乡。2016年，美团开始在昆明拓展市场，他和十几位同乡一起加入一个站点。整个站点有100多位骑手，每天的订单量达到四五千单。

共同的故乡、语言、习俗让他们的连接变得紧密。他们在城市里互相帮衬，维系着故土的关系与感情。李松入职的第一天，不熟悉路线，却一次接了5个订单。站长看到后，立即帮他取消了三单，只留了顺路的。有时候遇到差评，同乡的站长也会出面帮忙解释，把他们挡在身后。

但半年后，这位站长转行了，其他同乡也随之星散各地。李松转到玫瑰湾站点，继续担任美团骑手。

他习惯了现在的工作和状态，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工作节奏。最多的时候，李松一天能接67单，多数情况下一天也有50单。他对自己的收入还算满意，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块钱，与镇上的同龄人比，算得上高收入。

今年三月，回家过春节的李松听说李龙超赋闲在家，介绍了对方来做骑手。5月底，小时候的玩伴贾嘉述也被他劝动。端午假期结束后，他就到了玫瑰湾站点，与李松成为同事。

02 “家乡的夜依然很黑”

在中国诺大的版图上，镇雄几乎没有存在感。以“镇雄”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，推荐栏里满是“镇雄有多乱”、“镇雄为什么没人愿意去”的提问，“三省交界，民族众多，经济落后，人口多……”人们罗列出这些回答。它是云南人口第一大县，总人口有171万人，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.8亩。边缘、闭塞与贫瘠，是贴在这片土地上的标签。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深度贫困县之一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人，对故乡则有着更复杂的认知。

李松家位于母享镇山合村，一座山顶的小村庄，海拔与镇上市集所在的位置相差近千米。村子里杂居着彝族、汉族、苗族，苗裔依然保留着打猎的传统。“乌蒙磅礴走泥丸，说的就是我们那一带的山。”李松的言语间带着自豪。西南的山间水气充沛，日出之前，山谷间云海蒸腾，蔚为壮观。

这种玫瑰色的回忆背后，却是乌蒙山脉阻隔留给村庄的隔绝与贫穷。

李松一家，是典型的当地家庭。他的父亲结婚很早，第一任妻子在孩子一岁时去世了，随后续弦另娶，生育了四个孩子。李松同父异母的大哥，因为小儿麻痹症而落下残疾，身材佝偻矮小，没有谋生能力。父亲为了养育孩子，承担了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腰部骨头坏死。

李松父母那一辈多数留在农村，在贫瘠的山地里劳作。外出打工前，母享镇是李松去过最遥远也最繁华的地方。从李松家到镇上，要翻越两座山和一条河。河上没有桥，他们蹚水过河，雨季水流湍急，十分危险。

村里没有商店，村民定时去镇上赶集。他们通常会骑着马，用背篓背着家里种的玉米、土豆，到集市上卖掉，再背回来一些日用品、化肥、农药。李松六岁就学会了骑马。“是不是很原始？”他笑着问。

镇雄的煤矿资源颇为丰富，但当地人的日子还是过得苦。在贾嘉述的记忆里，十来岁时，母享镇上就挖出了七八个煤矿，运煤车呼啸而出，经常压坏通往山外的路。

与煤炭有关的记忆甚至带有“危险”的色彩。李松十一二岁时，和六七个孩子拎着工具钻进一个矿洞。走到半路，洞里传来塌方的声音。他们转身拼命往外跑，出洞了才发现镰刀锄头等工具全部埋在了地底下。守在洞口的贾嘉述回忆起这段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。镇雄雨水多，采煤和过度开发容易导致一系列次生灾害，近年来这些煤矿被禁止私采。

贾嘉述比李松小一岁。他初中之后就辍学了。2010年跟着同乡去了福建，在建筑工地当工人，跟着建筑队跑了大半个中国。工地的日子苦，但对没有学历又不能进厂的人来说，这是为数不多只要吃苦就能赚钱的活计。

在以前，这也是多数镇上的年轻人能选择的出路。

想起工地，最深的记忆是盛夏的酷热。他想起在湖北荆门的一个工地，他住在铁皮搭的临时屋，没钱买空调，屋里如蒸笼一般，风扇也不管用。为了入眠，他开着水龙头躺在下面，在潺潺流水里睡着了。他说自己“什么苦都吃过”。

留在本地的营生不多，贾嘉述琢磨了好几年，去年年初在镇雄县城开了个烧烤店。前半年还有进账，后半年一路都在贴钱，欠债十几万后，他关停了餐厅。

比他们年龄更小的李龙超1999年出生，他也尝试过在沿海找路子。2018年高中毕业后他就弃学了，去福建打工。厦门的夏天溽热，也难耐。几个月后他回到了镇雄。

这一次，互联网科技带来了机会。他不再需要和同乡一起回到工地，而是留在昆明，成为外卖骑手。

03 把人生翻个页

李龙超当骑手已经三个月。到昆明后，他到了距离李松的站点几公里外的东风广场站点，这里离他堂哥干活的地方更近。跟李松的联系大部分在网上进行，他们都很忙，一个月难得休息一天。

李龙超很喜欢昆明，这里气候好，交通方便，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分开，也安全。

他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订单，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孩点了杯奶茶，很顺利就送到。送外卖似乎不是一件难事。但他也怕顾客态度不好或者不谅解。有一个雨天的单，订单上的地址与顾客实际位置相差了六公里，他加了微信送到对方小区楼下，没有多收配送费，回去一看却发现被打了差评，心里挺委屈。

接单量一点点上浮，有时一天他能接到45单。把这个数字换算成工资，平均下来他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元。在昆明，对于21岁的年轻人，这已足够可以自立。

他的爱好很少，偶尔打篮球。疫情期间，原来可以开放给外部人士使用的财经大学篮球场现在也进不去了。休闲只剩下了发工资后的放松时间。他会在领了工资的那天喝点酒，吃点烧烤、牛肉火锅或者老家昭通的特色菜。

骑手这份工让他手头有了些余裕，能够做一些更长期的规划，比如考考驾照。他还暗自盘算，今年如果能多挣点，想买辆车，再存一两年钱，就去学点手艺，做门生意。

李松也在规划未来。一年前，大哥查出肺结核，花去了18万医药费，他把宁波打工两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。随后父亲生病手术，他又借了一笔钱。他的目标是今年九月清掉债务，把人生翻一页，轻装上阵。

端午节刚过，贾嘉述一到昆明，直接就去了李松的站点玫瑰湾。他打算跟李松合租，月租一千元，一个人睡床，一个人睡地，正好分摊费用。

五月的最后一天，李松曾经带着他跑了两天，熟悉路况。那两天，他们早晨七点起床，晚上十二点下班。贾嘉述挺适应，开烧烤店比这更辛苦。当骑手已经是付出和回报非常成正比的工作了。

贾嘉述谋划了好久，要到昆明大干一场。“我们可以再努力一点，我们白天跑外卖，不跑晚上，到八点左右，我们出去摆地摊，到十二点再回去休息。”他喊李松“松哥”。李松的个性比他稳重，跟着李松，人都会变沉稳，存钱也能多存点。他希望自己能在两年内还清开烧烤店欠的债。

打算加入骑手这个行当时，这个男孩还给自己改了个名字。这是两个月前决定的事，他偶然从古诗里看到“嘉述”这两个字，就取代了原来名字里的“帅”。

“它的意思是男孩一路将遇良材，博古通今，前程似锦。”他说起这段话抑扬顿挫，语意铿锵。他相信，努力就能留在城市，人生也一定能翻页。

和李松、李龙超、贾嘉述一样，还有许多出身贫困县的青年渴望站上新起点。为了照亮他们的出路，美团升级今年的扶贫计划，“新起点在县”把各项举措下沉到县，面向2014年政府扶贫办公布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再提供20万骑手岗位，定向对接省会城市或邻省城市工作地，让贫困劳动力在“家门口”就能就业，走上脱贫的路。

2019年，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外卖骑手共有398.7万人，其中25.7万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这些骑手中有25.3万人实现脱贫。今年1月至5月，新加入美团平台且获得收入的骑手达107万，其中有7.3万为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来自全国52个未摘帽贫困县的有单骑手达10.88万。